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寂寞翻译事

从事翻译最主要的动机,就是我认为“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”。比方说,我想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,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,写不出来,于是藉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。

刘绍铭 单德兴

家庭与学思背景

单德兴(以下简称“单”):能否先请您谈谈自己的家庭及教育背景?

刘绍铭(以下简称“刘”):我的情况很特殊,从小没父没母,在1956年去台湾读大学以前,我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可以看书的环境。我在香港没看过什么翻译的书,因为那时候我打工的钱只够糊口,根本买不起那些书。你看我的自传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就知道,我都是自修,包括看报纸,所以报纸的副刊对我影响非常大。1950年代的香港报纸副刊至少是文字清通,不像今天的报纸,质量参差不齐。我到台大外文系以后,就是跟同学一起看书,可是我们都不是一般定义下的好学生,但会在下课后找夏济安老师聊天。夏先生的学问很好,只是有点口吃,课堂上讲书有时听来像天马行空,但私下聊天时对学生却很有启发,有时闲聊中的一句话就让我茅塞顿开。

单:那么台大外文系的课程对您的翻译养成有什么影响?

刘:我觉得初阶的翻译是可以教的,但高阶的翻译则要靠自己领悟。我在台大外文系时是由朱立民先生教我们翻译,那是在1958或1959年,他刚从美国杜克大学拿到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台湾。他对于米勒的剧本很感兴趣,所以教材就选用他的名剧《推销员之死》(Death of a Salesman),班上有十一二个同学,朱先生就叫每个人翻译几句,基本上就是oral translation(口译)。这样其实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。并不是我在批评老师,而是当时的资源有限,要是我去教也一样。当时没有教科书,什么都是“土法炼钢”。余光中先生用王尔德的剧本给学生翻译是个挑战,因为王尔德喜欢玩文字游戏,不容易翻译。余先生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开翻译课时,要学生交翻译作业,他批改了以后发回给学生重抄、订正,订正完再交回来给他看过,这种教法真是太辛苦了。

借来的生命:翻译犹太裔美国文学

单:您后来从事翻译的动机为何?

刘: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“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”。比方说,我想写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,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,写不出来,于是藉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东西。

单:您英译中的作品里很多都是犹太裔美国文学,为什么?

刘:其实一开始我完全不知道那几本小说的作者是犹太人,所以我并不是有意为犹太裔美国作家发声。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,周围没有什么中国朋友,只身一人,非常寂寞。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看到《伙计》这本书,在那之前我从来没听过玛拉末这号人物。这本书我一看就迷上了,于是几乎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找来看。《伙计》写的是有关“redemption”这个主题,而这是中国文学传统里所没有的,因此把“redemption”译为“救赎”其实并不是那么理想。至于辛格的作品也是偶然发现的,也让我很感动,于是翻译了他的《傻子金宝》(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)。书中的主角傻子金宝相信救赎与天堂,如果不是用宗教的观点来看,这个故事简直难以置信。在我翻译他的作品之后,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。

在翻译辛格之前,我翻了贝娄的《赫佐格》(Herzog),他也是犹太人。谈到这本小说的中译,我有一件事多年耿耿于怀。我开始翻译《赫佐格》的时候,人在香港,但译到一半时必须离港,把我整个计划都打乱了,所以那本书的后半我就找颜元叔先生来译。他是我台大的学长,比我高四班,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。所以《赫佐格》的前半部是我译的,后半部是颜先生译的。这些译作都由香港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,当时戴天就在那里工作。

当时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,透过戴天认识美国新闻处负责美国文学中译的费德曼(Harvey Feldman,音译)。他们找我翻译,我就自己挑了那些作品。巧的是,费德曼也是犹太人,但我起先并不知道。我从前有段时间担任职业译者,为了拿译酬也就没什么挑。有了大学的教职之后,不必靠翻译过活,就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翻译的作品,在那之后没有一本翻译是人家指定给我的。

翻译《一九八四》

单:您还翻译过奥威尔的名著《一九八四》。

刘:《一九八四》也是我借来的生命。我所谓“借来的生命”跟认同有关,我不认同的东西就不会翻。香港《信报》的老板林山木(笔名林行止)是我的老朋友,我1973年开始为他写稿,1983年他想到要我翻译《一九八四》,先在《信报》上连载,之后再出书。

单:当时也在台湾的《皇冠》连载。

刘:是的,《一九八四》同时在港台两地连载。1970年代,在台湾是好年头,《联合报》《中国时报》跟其他出版业生气勃勃,两大报的副刊各用十几个人,时报老板余纪忠亲自介入,在人间副刊辟了一个海外专栏,专门向海外学者邀稿。当时有报禁、党禁,我们就以“海外学人”的身份在文章里夹带个一两句、一两段,透露一点消息。至于在台湾境内,编辑也卖命拉稿。我听说有副刊主编向古龙拉稿时,古龙拿脸盆盛满酒说:“你喝光我就帮你写稿。”就这样子拉稿,几乎把命都赔上。我的《二残游记》登出来时,一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,都是来拉稿的,英文管这叫“courtship”。《中国时报》的高信疆跟《联合报》的痖弦斗法的时候,有时报文学奖、联合报文学奖等等,每逢出书就举办演讲会,很热闹。很多香港作家跑到台湾去参赛,在台湾领风骚。

单:您的《一九八四》先是台湾的皇冠版(1984)和东大版(1991),最近又有大陆版(2010)。我好奇的是,皇冠版把原书附录的“新语原则”(“The Principles of Newspeak”)由正文之后改到正文之前,是什么原因?

刘:我不知道,因为我把译稿给他们之后就随他们处理,不再介入。

单:皇冠版把它放在正文前有点阻碍读者的阅读,东大版就放回正文后面。东大版除了原先那篇译序《日渐伸长的影子》之外,又加了一篇新的前言。

刘:我只能说皇冠版比较市场取向,东大版比较严谨。

单:东大版的前言里,结尾时您强调,如果有人要您列出十本改变您人生的书,您会毫不犹豫地把《一九八四》列为首选。

刘:的确如此。

单:请问大陆的出版社是怎么跟您接洽的?销售情形如何?您先前提到董乐山的大陆译本,说那个版本只印了四百多本,流通不广。

刘:北京的出版社直接写信给我。出版后,我看了书里的文字,他们都没有改动,这很难得,应该是大陆真的很认真看待《一九八四》这本书。我翻译的简体字版销路应该不错,但实际卖出多少我并不知道。

编译中国文学之英文选集

单:您也把不少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与台湾文学推介给英文世界。

刘:我编译的英文选集全都是为了服务——既服务这个领域,也服务自己。为什么呢?因为美国大学生的中文程度很有限,我自己编辑或与人合编的那几本书基本上是教科书,全都是为了课堂上的现场需要,既是我自己教学所需,也为这个领域提供教材,算是学术服务。编译这么多书牺牲了自己很多做研究的时间。编译出书之前,每次上课都要看看今天有多少学生,然后去影印资料给他们。比如说,像魏理(Arthur Waley,1889-1966)翻译的杜甫诗已经绝版,想买都买不到,只有用影印的。但是后来法令保障知识产权,不能随意影印教材,所以就需要出这么一本书。

单:有这种需求的老师应该很多,但只有您跳出来做这件事。

刘:因为这里还涉及功利的因素。在美国出版论文或专书在核薪和升等的时候都用得上,但是编译教科书却不算学术贡献,审查的人不会把翻译工作考虑在内。要是没有需要给学生教材的急迫感,我也不会去做。至于编译的书中有两本关于台湾小说,是出于另一个动机。1970年代,台湾在国际上像是小媳妇,没有人闻问,国际学界根本不重视台湾文学。我在台湾念大学,对台湾有很深厚的感情,于是编译了两本台湾小说选集。那个时候要找出版社出这种书很不容易。

单:《台湾小说选:一九六~一九七》,197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;《香火相传: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》,1983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刘:第一本选集是透过夏志清先生的关系,第二本选集则是我们自己打出来的路子,因为当时我负责编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丛书。虽然我不是台湾人,连一句台湾话都不会讲,可是那个时候国际上注意的都是大陆文学,没有人注意台湾文学。因此,我编译这两本书也是一种借来的生命,因为我想在国际冷落台湾的时候做一点有关台湾的东西。我那时注意到的作家包括陈映真,还为他编了一本选集。

单:记得我是在大二时第一次读到陈映真的作品,就是您编的《陈映真选集》(1972),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,开数小小的,和台湾出版的书在外观上明显不同。我在公馆买到那本书时还觉得奇怪,为什么这位台湾作家的选集是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,后来才听说陈映真是政治犯。

《现代文学》的创办与译介

单:你们当初在办《现代文学》时,就译介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与思潮。

刘:我们在办《现代文学》的时候,最早是王文兴主张译介卡夫卡。

单:第一期就是卡夫卡专号,封面就是卡夫卡的画像。您还记得自己翻译过哪些作品刊登在《现代文学》吗?

刘:我翻译过卡夫卡的《饥饿艺术家》。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参与翻译,译作也刊登出来。我们就读台大外文系,英文程度虽然比一般人好,但还不到可以翻译那样的作品。我绝对不相信我们的理解能够完全正确无误,一定有些误译,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有些汗颜。如果你不提起,我根本就不敢谈。

单:在我念大学时,《现代文学》已经变成了一则传奇。

刘:《现代文学》对我来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那时候我常常到夏济安老师在温州街的宿舍请益。就文学批评而言,他最推崇艾略特;就小说而言,他很欣赏狄更斯。夏老师的英文都是从这些大家学来的,是维多利亚晚期风格,漂亮得不得了。他们两兄弟的英文风格不同,夏志清先生的英文是学院的风格,而夏济安先生的英文是维多利亚晚期风格,是狄更斯的风格,味道高雅,读来有余韵。那时候我们都是小毛头,但他要我们注意许多事情。比方说,他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,知识分子难辞其咎,因为大家都太懒了。他也说,《一九八四》老早就应该翻译,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也是老早就应该翻译,所以我二十多年后翻译了《一九八四》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一个老师能对学生有多大的影响。

译著唐人街文学

单:您在译介华裔美国文学时是有心介入。

刘:由于从前几乎没人谈过唐人街文学,我就多少写了一点。我采纳的是唐人街的广义定义,其实我们并不是住在唐人街。我想我要是生在古时,一定是个游侠之类的,因为我爱打抱不平。像我为了台湾文学、台湾朋友而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例子。为什么我要介入唐人街文学呢?因为我是广东人,懂得他们讲的话,知道唐人街里的人的痛苦、挫折、期盼……

单:唐德刚先生在给《渺渺唐山》写序时,提到要做华美文学研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:华侨、广东人、学者、中英文俱佳。他说,放眼望去,唯一符合这四个条件的就是您了。

刘:我跟唐先生不熟。他看过我的《二残游记》,后来在会议上见过一面。你不提,我都忘了这回事。那篇序言可能是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请他写的。

单:您在序言中提到,其实研究唐人街文学对您的学术专业来说是“不务正业”。

刘:因为这对学校里的升等没有帮助,也无关我的学术探究,完全是我个人的兴趣而已。

单: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,是不是也有一种使命感?因为唐德刚先生在序言结尾时特别提到这是对您的“天降大任”。

刘:讲“使命感”就太严重了。事实上,我就是要引起众人对唐人街文学的重视。这些写作其实不可能改变什么,因为年轻一代根本不留在唐人街,老早就搬出去了。唐人街是已逝去的世代,很少人以此为荣。美国盛行多元文化之后,华裔美国文学才得到应有的地位,这个领域现在已经发展得很蓬勃了,我根本没办法跟上。

单:您那两本与华裔美国文学相关的书在台湾出版,背后有什么故事?

刘:没有,完全没有故事。因为我在台湾待了那么久,多年来也在报章杂志上写文章,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有接触,否则这两本书是不容易找到出版社的。不过那时台湾处于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,氛围欣欣向荣,现在时机就不比从前了。《渺渺唐山》中的许多文章原本是在《中华日报》副刊刊登的,副刊主编蔡文甫也做得很卖力。

语言与环境

单:香港和台湾的翻译有没有什么不同?各有什么特色?

刘:香港和台湾有些用语不同,香港显然受到广东话的影响。譬如国语讲“我先吃”,广东话是“我吃先”。台湾的读者看到这样的句子也能理解。香港人看台湾的文章也没问题。但大陆就不同了,他们意识形态强,好用一些术语来唬人,听起来好像很高深,其实不然。他们许多翻译对我来讲是alienation(异化)。

单: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们翻译马列作品或鲁迅主张直译有关?

刘:唉!但是提到中文翻译,香港和台湾的用语有许多地方可说是大同小异,像“辣妹”就是从台湾传到香港的,而大陆的表达方式则不同,有些生硬。我的背景和翻译理念则有所不同。我和乔志高差不多年代,都读过几年文言文,因此觉得他把The Great Gatsby这个书名翻成《大亨小传》很好,就像林琴南把David Copperfield翻成《块肉余生记》,真是太漂亮了。有一个大陆版就照字面直译为《了不起的盖

netease 本文来源:东方早报